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和传承的优良作风与传统。邓颖超的一生始终自觉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恪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做人处事原则,从不随意妄加夸大和粉饰,总是坚持事实就是事实,充分表现了胸怀坦荡、谦虚谨慎、不图名求利的精神品质。她这种一丝不苟、事事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无不令人们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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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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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人民都以各种形式纪念周恩来。对于如何纪念周恩来,作为“挚友兼爱妻”的邓颖超有着明确的指示,也有着具体的做法。

邓颖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言行举止及其模范精神,首先具体地体现在对于宣传周恩来的诸多事情的处理意见和果断态度中,旗帜鲜明、身体力行地倡导了客观、唯真、求实地尊重和反映历史的正确文风。

邓颖超的一生始终自觉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恪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做人处事原则,从不随意妄加夸大和粉饰,总是坚持“事实就是事实”。充分表现了胸怀坦荡,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不图名求利的优良作风和高风亮节,堪称一代楷模。

“不需立纪念碑,搞什么仪式”

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坚持忠于史实

1976年2月22日,正在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特地前往中南海西花厅拜访邓颖超。尼克松说:“我正在想如何才能正确地纪念周总理。我相信他不会喜欢立一个巨大人像或造一所纪念大楼。他要的是无形的建筑,这比有形的建筑更强大。”邓颖超说:“纪念周恩来,不需立纪念碑,搞什么仪式。我们现在见面,对周恩来最好的纪念是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连绵不断继续发展。”

1976年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去电话。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那时正在总值班室值班。邓颖超在电话中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志吗?她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的悼念恩来同志的三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一下。她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对此,温宪当即作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为了纪念死者,最好是能遵照死者意见”

邓颖超在电话中娓娓而谈。她说:在谈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1976年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去电话。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那时正在总值班室值班。邓颖超在电话中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志吗?”她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的悼念恩来同志的三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一下。”她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对此,温宪当即作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1898年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市驸马巷内。解放后,周恩来多次要求淮安县委将驸马巷的旧居处理掉。1973年11月17日,周恩来又让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打电话到淮安县委办公室,正式传达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1974年8月1日,周恩来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汇报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周恩来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在场的邓颖超表示支持,说:“拆迁吧,我们给钱。”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三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说。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周总理三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三次去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它那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力发表意见。

邓颖超在电话中娓娓而谈。她说:“在谈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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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三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说。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周总理三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三次去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它那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邓颖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言行举止及其模范精神,纪念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年11月25日,当邓颖超从侄儿、侄媳处知道淮安县委准备整修周恩来故居的消息后,她亲笔写信给侄儿、侄媳并让他们代转淮安县委: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

“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我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家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恳切地要求县委同志,立即停止修建之事。并以此信转达届届县委,避免今后再出此事。关于修整周恩来同志故居,过去曾被多次阻止。恳请县委领导同志们,为了纪念死者,最好是能遵照死者意见的办法。对于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请向他们作解释工作,说服他们,请他们予以理解,并表示感谢。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它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

我们要以一切行动听指挥,来作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千万不可各自为政,自作主张,才符合党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我的意见和要求,务请县委领导同志予以考虑批准,给以答复为盼!专此,致以革命的敬礼!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它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1978年3月5日,经江苏省委批准,周恩来故居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题写门匾:“周恩来同志故居”。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1992年1月,距周恩来故居两公里远的周恩来纪念馆落成。请邓颖超出席落成典礼的邀请信发到北京后,邓颖超正在住院,决定不去参加落成典礼。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年夏天江苏水灾重,淮安那里又是重灾区,小六(指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在中央党校都听过淮安抗洪救灾代表的报告,所以一定要请当地领导人把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到最低规格。”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也看一下,你们提法要一致,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大都讲到周恩来1941年1月18日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也看一下,你们提法要一致,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1982年,为编辑出版《周恩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金冲及等人前往西花厅聆听邓颖超的意见。当写作组同志询问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为什么没有暴露时,邓颖超说:“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住过哪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不然将来又要搞出许多故居来。”邓颖超还说:“恩来同志是反对搞故居的,我也是反对的。当然中央决定要搞别人的故居,我不能反对,但至少我可以反对搞我们两个人的故居。我将来死后留下的遗嘱中要说:这所房子是公家的,不要做我们的故居。”

1978年8月,邓颖超接见红岩纪念馆的同志,提及周恩来是不是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时说:搞清楚这件事,是你们红岩的责任。对恩来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

还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她就对研究人员说,你们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宁舍勿选”。她还这样强调地提醒过他们:“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致信党中央,对身后事做了安排,第一条就是:“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生前就反对的。”1982年11月5日,邓颖超在写给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的信中,又强调:“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为此,红岩纪念馆遵照邓颖超的指示精神,认真作了一些调查,并于1979年11月在《报纸动态》简报第209期,刊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

1982年4月,邓颖超在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生平研究组的几位同志时说:“你们不仅要研究恩来同志的生平和著作,还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党史、中国历史。你们文献研究室要注意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她在听读了《周恩来传》的部分章节后,在来信中指出:“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尽管周恩来、邓颖超反对搞故居纪念馆,但目前关于周恩来的纪念场所全国各地有近40家。就是在海外,也有很多纪念周恩来的场所。在1979年这一年内,就有3个国家建立了周恩来纪念场所:4月,日本京都岚山建立了周恩来诗碑,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周恩来诗碑。5月,朝鲜在咸兴兴南化肥工厂矗立了周恩来铜像,这是朝鲜全国唯一的外国领导人铜像。10月,巴黎市政府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外墙上设立了周恩来纪念牌。纪念牌是一块绿色大理石,上面镶嵌着周恩来铜质浮雕头像,铜像下面刻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至1924年在法国期间,住在这所房子里。”纪念牌落成时,正在法国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共同为纪念牌揭幕。德斯坦在仪式上说:“要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表示敬意。”

当事人和知情人之一的刘昂看到后,感到还是与事实有些出入。刘昂是蔡和森、蔡畅的姐姐蔡庆熙的女儿,191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不到两岁时,她父亲刘文炳病故,孤儿寡母倍受刘家公婆的虐待。1914年,外婆葛健豪心疼她们母女,便叫儿子蔡和森到衡山把她们接回双峰,从此便与刘家彻底脱离了关系,一直在蔡家这个革命家庭中生活成长,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37年10月,蔡畅从延安带信来,要刘昂去长沙与八路军通讯处联系。年底,刘昂经徐特立介绍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刘昂被派赴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身边任秘书。此后,她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南方局秘书处三科科长、统战委员会秘书、宣传部秘书等职。

邓颖超不仅给以如此谆谆指导,而且处处给编撰工作以极大的帮助。十多年来,编辑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书籍,无一不凝聚着邓颖超的大量心血。从她身上,人们无不分明地看到她尊重史实、求真务实的可贵工作作风。

“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的2月6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和刘昂从红岩村回到曾家岩50号,邓颖超先回房间去了。刘昂等随周恩来来到了值班室。等候在那里的一位同志看到周恩来进来了,立即上前汇报说:附近国民党的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周恩来听后非常气愤,什么话也没说,立即走出大门,向附近宪兵连走去,抗议他们扣留《新华日报》。当时,随周恩来同去的,有彭海贵、祝华,刘昂和徐冰、张晓梅随后也很快赶到了。站岗的宪兵看到来势不对,不让周恩来一行人进门。周恩来只得站在巷子里同他们理论,坚持要宪兵立即退回被扣的《新华日报》,宪兵不肯退。后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闻讯赶来,他劝周恩来先回曾家岩50号休息,由他来交涉。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报纸不退回,我决不走。2月初的重庆,天气寒冷,周恩来只穿了一件大衣,帽子都没有戴,站在宪兵连部外的那条小巷子里,一直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经过周恩来面对面的斗争,国民党宪兵才被迫退回他们扣留的《新华日报》。周恩来拿到报纸后,分给报童一部分,他自己还拿了一些。随行的同志们簇拥着周恩来走出巷子,向上清寺走去。这时附近的群众争着要看《新华日报》。周恩来一边走,一边把报纸散发给他们。这时,报童们情绪激昂,卖《新华日报》的声音震响山城。邓颖超当时不在场,所以她没有印象。

当送去周恩来的有关文稿时,邓颖超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核阅,反复核实史实,及时退回。读了她退回的文稿,编撰研究人员无不为她那种认真的精神、细致的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譬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由于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报告的记录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别是一些人名和史实不太清楚,整理时困难不少。是邓颖超帮助核订了不少史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邓颖超不但亲自挑选出周恩来曾经写给她的十多封书信,而且还提供了不少征集书信的重要线索,为编好这本书带来了不少方便。又例如,1979年,邓颖超在核阅周恩来关于大革命时期我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时,两次打电话对编撰人员说,文稿中讲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锡九两个人的名字(邓颖超和李锡九在大革命时期都担负着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领导工作,在推动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经常接触,彼此深为了解)。她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李永声的工作很活跃,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应当尊重历史史实”。

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思南路上的“周公馆”生活战斗了近3个月。1979年“周公馆”修复并建立为纪念馆。

有一次刘昂见到邓颖超时,特意同她谈了关于周恩来有没有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刘昂把她见到的真实情况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报告。刘昂还说:总理叫卖过报,不仅不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会使人感到周总理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斗争艺术的高超。邓颖超当即点头表示认可,并说那天她不在场。

除了核阅周恩来的相关文稿外,邓颖超还对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纪念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也都认真阅读,提出过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比如,她在阅读《艰难而光辉的岁月》一文后,写去的信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只写了恩来同志保护党内干部,却忘记了写他还大量地保护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几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们都向我谈起如何受到总理保护才被解放”。“从统战工作考虑,对大批党外人士的保护,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写上较为妥当。”

1981年6月5日,邓颖超重返周公馆。参观结束后,邓颖超要求纪念馆不要称“周公馆”,要改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邓颖超指出:“当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中共代表团这个名字不能拿出来,现在是我们人民的上海呀,共产党领导下的嘛!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光辉的名字拿出来。”1982年邓颖超在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时,要求他们向有关方面转达自己的意见:“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所以人们叫它周公馆。实际上,除了周恩来外,董老、罗迈、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过来,叫它中共驻沪办事处还是合适的。”

至此,周恩来是否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终于按照邓颖超的意愿搞清楚了。

足见,邓颖超的身上突出表现着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胸怀坦荡,实事求是,不居功、不图名、不求利的思想作风,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让人感慨。

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上海市及时把纪念馆更名为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在这前后,邓颖超发现有的同志所写的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回忆文章中,有些情节与史实有一定的出入,提出应该更正。

教育记者报道要真实

“不借他的荣誉作为你们的荣誉”

比如,有的文章写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应邀出席了一个集会。

邓颖超曾经为一本上海出版的《新闻记者》刊物题词:“《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结合用眼、用手、用脑、用笔,实事求是的反映新闻,要不断改进文风。”她说:“字写得不好,但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这一题词很有针对性,无疑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亲切教导。

1913年至1917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了4年。邓颖超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习时,曾经来南开中学看过周恩来演的新剧。1978年,周恩来青年时代在天津革命活动的纪念馆在南开中学的东教学楼建立并开放。叶剑英题写馆名。

最后,她强调指出:首先是文风,其次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东西,写文章,讲话。不要言过其实,特别是现在更不要言过其实。延安整风的时候反对党八股,现在我们反对党八股言过其实。这个问题要考虑,比如第二个题目从小立志救国;,这个题目好像古人讲少有壮志。这样不行,好像有点林彪的天才论了。过去有人讲到主席青少年的事情时,主席讲过,我那时是个小孩子嘛。所以,关于第二个题目,他那时才十二三岁,这样写就不符合事实了。这个题目要改,怎样改?请胡华同志斟酌一下,是不是可以改成开始关心国事,好不好?

必发娱乐登录网站,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1983年9月6日,邓颖超专程从北京来到南开中学。当她走进周恩来当年上过课的二楼东四教室,坐在周恩来曾经坐过的第一排座位上时,对陪同人员说:“当年周恩来坐在这儿学习过,到现在六七十年之后,我还幸存着,我今天坐在他曾坐过的地方,也来当一名学生,太幸运了。”邓颖超在学校礼堂同南开中学千名师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你们说,你们不愿拿周恩来母校作为你们的骄傲,这一点太好了,我太赞成了!周恩来在学校是普通的学生,在共产党是普通的党员,在国家领导人中间是人民的公仆。你们懂得这一条,不借他的荣誉作为你们的荣誉,你们有这样好的谦虚的美德,这样优良的品质,我看了高兴极了!80年代的青年,要像你们所说的,要自治、自学、自觉,要有理想,要有志气,要有道德,要有知识,要有才干,要有专长……”

她把亲笔修改过的那一稿让程振声拿给胡华看,为什么这样改,让程振声解释给胡华听。

邓颖超戴上老花眼镜,非常认真地将这篇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你说绢花能盛开吗?”

“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后来,程振声逐字逐句向胡华汇报了邓颖超的具体修改意见。胡华非常重视邓颖超的意见,表示一定按邓颖超的意见修改书稿。

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从1938年到1946年,除1939年和1943年两次因公返回延安外,前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邓颖超都生活战斗在重庆。1958年,红岩革命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纪念馆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

“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呢?”

1977年以后,一些报刊不断地发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这样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经到街上叫卖《新华日报》。邓颖超认为此事可能与史实有些出入。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来并没有到街头卖过报纸。1978年8月,邓颖超在北京接见重庆红岩纪念馆同志时,就周恩来是否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到重庆大街上叫卖过报纸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这是你们红岩的责任。……对恩来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后来,相关同志回重庆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得到的情况是:1941年2月6日,周恩来从外面回到中共南方局办公地曾家岩时,有人向他报告,一批国民党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气愤,当即前往宪兵连,向宪兵连长提出抗议,并要求把扣留的报纸无条件归还,但宪兵连长有恃无恐,拒不理睬。周恩来表示,如果不退还被无理扣留的《新华日报》,他就坚决不离开宪兵连。就这样,周恩来等人站在2月的寒风里,一直在小巷里坚持了几个小时。最后,周恩来的举动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宪兵连长只好归还了扣留的《新华日报》。得到这些已经过了上市时间的报纸后,周恩来在同志们的簇拥下离开那条巷子。一路上,围观者甚众,周恩来遂把手中的《新华日报》散发给那些关心皖南事变真相的群众。调查结束后,重庆方面的同志向邓颖超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表示:“总理叫卖过报纸,不仅不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会让人感到周总理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艺术的高超。”此事得到确认后,邓颖超很欣慰。她表示:“只要是真的,就可以这样写了,但历史是不容掺半颗沙子的!”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邓颖超就对研究人员说,你们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宁舍勿选。她还这样强调地提醒编辑人员: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在几次谈话中,她不止一次地教导编辑人员要实事求是。她说,对于领导人物,不要总想方设法把正确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这不是实事求是。她指出,领导人物的思想也是有发展过程的。例如觉悟社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有的认为是革命组织,邓颖超就没有赞成,后来写为进步团体,她才点了头。她说,在觉悟社时,就是周恩来,信仰也还没有定,是后来到了欧洲后才确定的。

记者一时语塞,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

1985年10月1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81岁的邓颖超当起陪同人员的“导游”,向陪同人员一一指点,某间房屋是作何用的,某张照片是何时照的。她说:“你们知道我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办事处办公室大楼门前照的那张照片的意思吗?当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一颗炸弹扔在办事处办公大楼门前的沟里,把楼都震坏了。敌机离去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就拍了这张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轰滥炸,我们也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下去,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到这里,邓大姐风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话说:“不然的话,我们照像做啥子哟!”她强调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

1982年4月,邓颖超在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生平研究组的几位同志时说:你们不仅要研究恩来同志的生平和著作,还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党史、中国历史。你们文献研究室要注意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她在听读了《周恩来传》的部分章节后,在写给他的信中指出: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你看这里摆放的秋菊都是绢制的”,邓颖超边说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秋菊让记者看,“我说的没错吧!”

10月14日,邓颖超走进红岩村。对纪念馆内的陈列,她说:“这要实事求是。当年革命斗争很激烈,条件十分艰苦,一是本来东西就不多,二是许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不要想当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尽量还归历史本色,这样才能给后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邓颖超不仅给以如此谆谆指导,而且处处给编辑工作以极大的帮助。当送去周恩来的有关文稿时,邓颖超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核阅,反复核实史实,及时退回。读了她退回的文稿,编辑人员无不为她那种认真的精神、细致的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譬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由于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报告的记录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别是一些人名和史实不太清楚,整理时困难不少。是邓颖超帮助核定了不少史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邓颖超不但亲自挑选出周恩来曾经写给她的十多封书信,而且还提供了不少征集书信的重要线索。又例如,1979年,邓颖超在核阅周恩来关于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时,两次打电话给编撰人员说,文稿中讲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锡九两个人的名字。她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李永声的工作很活跃,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应当尊重历史史实。

记者连忙红着脸点头称是,并且心中暗自钦佩地想:她的头脑是如此睿智,眼睛又是如此犀利!真是一针见血啊。

“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

除了核阅周恩来的相关文稿外,邓颖超还对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纪念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也都认真阅读,提出过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比如,她在阅读《艰难而光辉的岁月》一文后,写去的信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只写了恩来同志保护党内干部,却忘记了写他还大量地保护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几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们都向我谈起如何受到总理保护才被解放。从统战工作考虑,对大批党外人士的保护,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写上较为妥当。

接着,邓颖超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指着稿件中的一段文字对记者说:“今天这篇稿子总体上写得不错,反映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但写会见结束前日本朋友唱歌这一段不符合实际嘛。你文章中写日本朋友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一首歌,可那天日本朋友明明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和一首我们国家的民歌,两首歌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1992年7月,邓颖超在北京逝世。新华社于1997年3月4日全文转发了邓颖超的遗作——《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

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记者一听有点紧张起来,低声喃喃地说:“您是周总理的夫人,日本朋友又非常崇拜周恩来总理,所以我们想在报道中突出一下他和您。”

该文3400字,写于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由邓颖超口述,工作人员赵炜、高振普纪录。邓颖超嘱咐工作人员:“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否则,就烧掉。”

邓颖超曾经为一本上海出版的《新闻记者》刊物题词:《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结合用眼、用手、用脑、用笔,实事求是地反映新闻,要不断改进文风。她说:字写得不好,但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邓颖超听后看了记者一眼,提高声音循循善诱地说:“不能因为周恩来曾经是总理,我是他的夫人,就这样写报道,这样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好。要写,两首歌的歌名都写上,要么就只写日本朋友唱了两首中国歌曲。想突出我,就说人家只唱了歌唱周恩来的歌,这不对。我是人民的公仆,会见日本朋友是我的工作。再说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请你回去后立即改过来,然后再见报,而且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这篇遗作是邓颖超纪念周恩来的特有的方式,也表现了对周恩来特有的感情。84岁高龄的邓颖超在文中深情回忆了她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恋和相伴度过的数十年峥嵘岁月。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在文中自然流露、随处可见:

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记者说:“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邓颖超戴上老花眼镜,非常认真地将这篇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你说绢花能盛开吗?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显然,邓颖超是要求做记者的在报道一些事情、人物情况时,一定注意不要臆测推断,更不要添油加醋,必须尊重事情的本来面目,如实反映。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让人看了才会信服。

该文最后一句为:“我写的这一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就作为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吧。”

邓颖超又问: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呢?记者一时语塞,脸一下红到了耳根。

对故居复原力求实事求是

你看这里摆放的秋菊都是绢制的。邓颖超边说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秋菊让记者看,我说的没错吧!记者连忙点头称是,并且心中暗自钦佩地想:她的头脑是如此睿智,眼睛又是如此犀利!真是一针见血啊。

邓颖超一直反对搞周恩来和她的故居。

接着,邓颖超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指着稿件中的一段文字对记者说:今天这篇稿子总体上写得不错,反映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但写会见结束前日本朋友唱歌这一段不符合实际嘛。你文章中写日本朋友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一首歌,可那天日本朋友明明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和一首我们国家的民歌,两首歌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记者一听有点紧张起来,低声喃喃地说:您是周总理的夫人,日本朋友又非常崇拜周恩来总理,所以我们想在报道中突出一下他和您。

1982年4月29日,邓颖超曾经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有关周恩来集子的工作人员专门谈过一次修复故居的问题。

邓颖超听后看了记者一眼,提高声音循循善诱地说:不能因为周恩来曾经是总理,我是他的夫人,就这样写报道,这样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好。要写,两首歌的歌名都写上,要么就只写日本朋友唱了两首中国歌曲。想突出我,就说人家只唱了歌唱周恩来的歌,这不对。我是人民的公仆,会见日本朋友是我的工作。再说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请你回去后立即改过来,然后再见报,而且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记者说: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在谈话中,邓颖超批评有些地方在修复他们的故居时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她说:“恩来同志是反对搞故居的,我也是反对的。当然中央决定要搞别人的故居,我不能反对,但至少我可以反对搞我们两个人的故居。我将来死后留下的遗嘱中要说:这所房子是公家的,不要做我们的故居。”

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实事求是去办的,希望大家实事求是地向人民群众讲

邓颖超还曾经郑重其事地嘱咐秘书赵炜说:“将来如果修我们的故居,第一要反对,要讲清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第二如果一定要搞,就要实事求是地按我们在世时的样子搞,决不能改变,弄得富丽堂皇。”她还要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有关周恩来集子的工作人员作“见证人”。

邓颖超还一再建议说:“我总想将来有个机会,我们党搞党史的几个组织在一起研究一下故居的恢复问题。”“就我接触到的,觉得一定要考虑怎么能够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搞故居的复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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